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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的三种型-散文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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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中国文的三种型-散文集_朱自清_文章网搜索中国文的三种型美文网|2016-02-0908:55|——评郭绍虞编著的《语文通论》与《学文示例》(开明书店版)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,但是抗战

中国文的三种型-散文集

中国文的三种型-散文集_朱自清_文章网搜索中国文的三种型美文网|2016-02-0908:55|——评郭绍虞编著的《语文通论》与《学文示例》(开明书店版)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,但是抗战结束后我们才见到前一部书和后一部书的下册,所以还算是新书。 《语文通论》收集关于语文的文章九篇,著者当作《学文示例》的序。

《学文示例》虽然题为“大学国文教本”,却与一般国文教本大不相同。 前一部书里讨论到中国语文的特性和演变,对于现阶段的白话诗文的发展关系很大,后一部书虽然未必是适用的教本,却也是很有用的参考书。

《语文通论》里《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》,《中国文字型与语言型的文学之演变》,《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》,《新诗的前途》,这四篇是中心。 《文笔再辨》分析“六朝”时代的文学的意念,精详确切,但是和现阶段的发展关系比较少。 这里讨论,以那中心的四篇为主。

郭先生的课题可以说有三个。 一是语词,二是文体,三是音节。

语词包括单音词和连语。 郭先生“觉得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,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,随宜而施,初无一定,这即是我们所谓弹性作用”(二面)。

他分“语词伸缩”,“语词分合”,“语词变化”,“语词颠倒”四项,举例证明这种弹性作用。

那些例子丰富而显明,足够证明他的理论。

笔者尤其注意所谓“单音语词演化为复音的倾向”(四面)。

笔者觉得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,先有单音词,后来才一部分“演化为复音”,商朝的卜辞里绝少连语,可以为证。

但是这种复音化的倾向开始很早,卜辞里连语虽然不多,却已经有“往来”一类连语或词。

《诗经》里更有了大量的叠字词与双声叠韵词。

连语似乎以叠字与双声叠韵为最多,和六书里以形声字为最多相似。

笔者颇疑心双声叠韵词本来只是单音词的延长。 声的延长成为双声,如《说文》只有“……”字,后来却成为“蟋蟀”;韵的延长成为叠韵,如“消摇”,也许本来只说“消”一个音。

书中所举的“玄黄”、“犹与”等双声连语可以自由分用(二三面),似乎就是从这种情形来的。 但是复音化的语词似乎限于物名和形况字,这些我们现在称为名词、形容词和副词;还有后世的代词和联结词(词类名称,用王了一先生在《中国现代语法》里所定的)。 别的如动词等,却很少复音化的。

这个现象的原因还待研究,但是已经可以见出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。 本书说“复音语词以二字连缀者为最多,其次则三字四字”(三面)。

双声叠韵词就都是“二字连缀”的。

三字连缀似乎该以上一下二为通例。 书中举《离骚》的“忳郁邑余侘傺兮”,并指出“忳与郁邑同义”(一八面),正是这种通例。

这种复音语词《楚辞》里才见,也最多,似乎原是楚语。

后来五七言诗里常用它。 我们现在的口语里也还用着它,如“乱哄哄”之类。

四字连缀以上二下二为主,书里举的马融的《长笛赋》“安翔骀荡,从容阐缓”等,虽然都是两个连语合成,但是这些合成的连语,意义都相近或相同,合成之后差不多成了一个连语。 书里指出“辞赋中颇多此种手法”(二○面),笔者颇疑心这是辞赋家在用着当时口语。

现代口语里也还有跟这些相近的,如“死乞白赖”、“慢条斯理”之类。

不过就整个中国语看,究竟是单音为主,二音连语为辅,三四音的语词只是点缀罢了。 郭先生将中国文体分为三个典型,就是“文字型,语言型,与文字化的语言型”(六六面)。

他根据文体的典型的演变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时代。

“春秋”以前为诗乐时代,“这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时代”。

文字“组织不必尽同于口头的语言”,却还是经过改造的口语;“虽与习常所说的不必尽同,然仍是人人所共晓的语言”。 这时代的文学是“近于语言型的文学”(六八至六九面)。 古代言文的分合,主张不一;这里说的似乎最近情理。

“战国”至两汉为辞赋时代,这是“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字型演进的时代,同时也可称是语言文字分离的时代”。 郭先生说: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,因为是语文变化最显著的时代。 此种变化,分为两途:其一,是本于以前寡其词协其音,改造语言的倾向以逐渐进行,终于发见单音文字的特点,于是在文学中发挥文字之特长,以完成辞赋的体制,使文学逐渐走上文字型的途径;于是始与语言型的文学不相一致。

其又一,是借统一文字以统一语言,易言之,即借古语以统一今语,于是其结果成为以古语为文辞,而语体与文言遂趋于分途。 前一种确定所谓骈文的体制,以司马相如的功绩为多;后一种又确定所谓古文的体制,以司马迁的功绩为多。

(六九至七○面)“以古语为文辞,即所谓文字化的语言型”(七一面)。

这里指出两路的变化,的确是极扼要的。

魏晋南北朝是骈文时代,“这才是充分发挥文字特点的时代”,“是以文字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”(七二面)。 “文字型的文学既演进到极端,于是起一个反动而成为古文时代”,隋唐至北宋为古文时代。 书中说这是“托古的革新”。 “古文古诗是准语体的文学,与骈文律诗之纯粹利用文字的特点者不同”。

南宋至现代为语体时代,“充分发挥语言的特点”,“语录体的流行,小说戏曲的发展,都在这一个时代,甚至方言的文学亦以此时为盛。 ”这“也可说是文学以语言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”(七三至七四面)。 语体时代从南宋算起,确是郭先生的特见。 他觉得:有些文学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,每忽视小说与戏曲的地位;而其偏重在白话文方面者,又抹煞了辞赋与骈文的价值。 前者之误,在以文言的馀波为主潮;后者之误,又在强以白话的伏流为主潮。 (七四面)这是公道的评论。

他又说“中国文学的遗产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(辞赋与骈文),不得仅以文字的游戏视之”,而“现在的白话文过度的欧化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,至少也应带些土气息,合些大众的脾胃”。 他要白话文“做到不是哑巴的文学”(七五面)。 书中不止一回提到这两点,很是强调,归结可以说是在音节的课题上。

他以为“运用音节的词,又可以限制句式之过度欧化”(一一二面),这样“才能使白话文显其应用性”(一一七面)。 他希望白话文“早从文艺的路走上应用的路”,“代替文言文应用的能力”,并“顾到通俗教育之推行”(八九面)。

笔者也愿意强调白话文“走上应用的路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