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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谦贵:邓力群结合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深入南疆开展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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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邓力群来到新疆之后,由于和平起义和新疆党委工作的需要,平时经常接触的主要是各民族的中、上层干部,对农村、牧区和农牧民的情况了解不多。 于是,从1951年8月到1952年5月,邓力群带

郭谦贵:邓力群结合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深入南疆开展调查

  邓力群来到新疆之后,由于和平起义和新疆党委工作的需要,平时经常接触的主要是各民族的中、上层干部,对农村、牧区和农牧民的情况了解不多。 于是,从1951年8月到1952年5月,邓力群带着新疆党委研究室的谷苞和研究室、新疆日报社、团省委等有关同志,还有罗立韵,一起到南疆参加减租反霸运动,并结合运动系统地对南疆地区进行了农村调查。 这期间,邓力群参加了一期完整的减租反霸试点,一期完整的土地改革试点,还参加了南疆区党委的两次会议,写了8个关于工作经验和具体政策的书面报告。

同时,结合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,在阿克苏、喀什、莎车、和田4个专区的12个县,每县选1个乡或1个行政村做典型调查。 此外,还做了十几个专题调查。 后来,这些调查都形成书面报告。 编成了《南疆农村社会》一书,1980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  通过8个多月的调查,邓力群对新疆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,得到了比较多的关于新疆封建社会发展的感性认识,充实和加深了原来从书面上得到的知识。

南疆农村,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史的缩影。

调查结束以后,邓力群感觉收获很大。

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留下了一手完整的历史材料,非常宝贵。 材料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。   第一,南疆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村社会形式占比较大。 南疆4个专署30个县,除3个游牧县和少数半农半牧区外,其他27个县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区。 这些农业区的社会情况可分为三类:第一类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村,其数量极少,我们发现的只有3个乡,分布于和田、阿克苏2个专署的3个县。 第二类是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村,根据我们的调查来估计,可占南疆全部农业区的80%以上。 第三类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农村,其数量在南疆也是少数,但比第一类要多。

这三类农村在南疆的同时存在和交错存在,表明了南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,但第二类农村占绝大多数,则表明了封建经济在南疆农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情况。

  第二,南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,压迫特别野蛮。 最基本的剥削方式一为对分制,一为劳役制,其中又以劳役制最为普遍且严重。

农民租得地主少量的土地,租额最少是产量的50%以上,再加30%的反动政权的负担,10%宗教方面的负担,留给农民的往往不到10%。

农民承担地主的劳役,每亩地少则四五天,多则一月半月。

农民给地主劳役时,有的要自带牲畜农具,有的还要自备口粮,农忙时必须先把地主的地种完了才能种自己的土地,因此往往迫使农民白天在地主土地上干活,晚上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。 南疆多数农村还没有形成完全自由的劳动市场,农民没有出卖劳动力的完全自由。

雇农给地主当长工,不能自愿就业,也不能自由离开;名义工资虽有五六百斤粮食,但地主常制造各种借口进行克扣,很多雇农终身劳动,一无所得,实际上陷于半农奴的地位。   反动政权的徭役也非常苛重。

国民党时期,每年要从远离迪化1200公里的阿克苏,甚至从远在1800公里的莎车向迪化运粮,为此而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农民难以数计。

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,解放前南疆农村的生产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阻碍,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,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阶层的剩余劳动,全部被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所掠夺,农民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亦受到严重的侵占。 因此,绝大多数贫农和雇农每年有两三个月要靠桑子、沙枣、桃杏充饥,有的农民穷得连煮饭的锅都没有一口。

农民的生产资料非常缺乏,解放前平均四家或五家才有一头耕牛。   第三、地主欠下累累血债。 除了经济上的残酷剥削,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特别野蛮。

邓力群他们调查过的地方,地主中没有血债的是少数,有血债的占多数。 恶霸一般都私设刑具,可随意监禁刑讯农民,而不受干涉,将农民拷打致死亦无人过问。

在参加农民的诉苦会上,到处都是一片哭声,邓力群他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惨痛事实。 由于南疆农民的痛苦特别深重,要求解放的心情也非常迫切。

邓力群亲耳倾听农民的痛哭声,感同身受农民的血和泪,邓力群的心被农民的深沉痛苦折磨,南疆的农区、牧区改革必须全面深入进行,新疆的农区、牧区改革也势在必行。

农民在呼唤,农民在期盼,农牧民还在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。 邓力群深深地明白,血债应该得到彻底地清算。

  第四,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。 解放两年多来,南疆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,坚持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,培养和团结了大批民族干部,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,在农村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。 包括:  (1)废除保甲制度,彻底打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统治机构。 建立人民政权,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。

民族压迫得到永远结束,民族平等得到真正实现,给各族农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开辟了宽阔的道路。

农牧民翻身得解放,当家作主,扬眉吐气,南疆的社会面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改天换地。

  (2)给农民调剂了大量的土地。 首先把大量与宗教有关的土地,交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种,接着又把地主一部分土地调剂给农民租种。 更为重要的是,过去普遍而严重存在的劳役制,从根本上被动摇了,以至基本上被废除了。

农民不再给地主做劳役,可以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了。 土地经营大为改善,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。   (3)把封建的水利管理制度改变为民主的水利管理制度。

水利设施由农民进行民主管理。

效率提高了,利用合理了。

  (4)实行农民合理负担政策。

整个农村的负担比解放前减少了一半以上,农民负担则只及解放前的1/3,甚至1/4。 因负担问题涉及的面广,所以,不管走到哪里,向任何一个农民打听,解放后得到了什么利益他们的回答,首先就是负担减轻了,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政权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了。

  (5)开展减租反霸群众运动。 在上述主要的社会改革基础上,南疆各地普遍开展减租反霸群众运动,从根本上改变了南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,基本上打垮了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政治势力,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,树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,建立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;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,农民获得了减租反霸斗争的果实,解决了农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不少困难,更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运动的发展。

  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,完全改变了南疆的面貌,把解放前后的南疆划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,在南疆人民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新疆党的干部各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同甘苦,共患难,与新疆人民心心相映,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南疆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。

  当年调查中出现的那些南疆人民动人的情景,感人的画面,悲恸欲绝的哭声,呼天抢地的血泪,邓力群记忆犹新,深入脑海,融进了他的灵魂。 (湖南桂东县委党校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