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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薯引入与清代的人口增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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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清代台湾民生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。 清初,承明末大乱之后,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,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后,出现了天下太平景象,后来更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,在此期间,人口

番薯引入与清代的人口增长

清代台湾民生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。

清初,承明末大乱之后,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,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后,出现了天下太平景象,后来更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,在此期间,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情况。 中国上的人口,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,人口较多时约在6000万人以内,只有明朝永乐年间在册的人口达到6700万口,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已超过1亿。 经明末大规模战乱,人口锐减,清入关时全国人口总数最多不超过1亿。

康熙以降,国内人口猛增,乾隆六年(1741年),全国在册人口总数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,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、五十五年(1790年)又相继突破2亿和3亿。

至道光十四年(1834年)年,人口总数突破4亿大关。

从不足1亿到4亿多,时间不足200年。 到咸丰元年(1851年),人口达四4亿3千1百多万,这是清代人口的最高点(梁方仲: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,251-252页)。

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长,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问题。

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长中,有许多非自然增长的因素,如康熙五十一年实施盛世滋丁,永不加赋,废除了千百年来按人丁征税的政策,还有统计方式的变化等等,但人口总数迅速膨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 清人口爆炸式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增长有限,虽然粮食等作物产量与品种都有增加,但与人口增长的却不成比例,所以,对土地气候条件不甚挑剔,种植不需太多技术的番薯就大行其道了。 清代民食不足,以政府的力量推广番薯,大约始自于康熙时期。 《清稗类钞·植物类》载:康熙时,圣祖命于中州等地,给种教艺,俾佐粒食,自此广布蕃滋,直隶、江苏、山东等省亦皆种之。 可见番薯经明末到康熙时期的流传与推广,其时国内不少地方已有种植,尤其是南方一些省分,已较普遍。

雍正至乾隆初,番薯已成为南方一些地方贫苦人家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雍正年间,一些地方大员给皇帝报告就说明了这种情形:雍正三年(1725年)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报:查泉州府属之惠安、同安、金门沿海处所,去冬番薯歉收,今春又値米贵,近海穷民不无艰苦。

(《硃批谕旨》卷19下《硃批黄国财奏折》)番薯的收成与下层百姓的生活,已有很大关系。

雍正六年(1728年)两广总督孔毓珣奏:查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,以代米粮,现俱大收,每觔卖钱一文,黄冈、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,约计一人一日之食,费钱不过一二文。

(《硃批谕旨》卷7之3《硃批孔毓珣奏折》)清代文献中此类奏报还有不少,可见,乾隆以前,番薯主要产于广东和福建两地,并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,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分,更是小民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,因此才会进入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报中。

乾隆以降,人口压力不断增加,对土壤、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,从南向北得到进一步推广。 除了民间自然传播外,官方出面进行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最初,还是一些地方官员为当地的安定而进行的推广,后来逐渐演变为由最高统治当局出面,大力推广。

自乾隆初起,地方官员推广种植番薯的例子不少。

乾隆十二年(1747年)安徽巡抚潘思榘要求全省种植红薯,得到部分落实。 安徽凤台县知县郑基尝循行阡陌,见沙地硗确多不治,教民种薯蓣,佐菽麦,俾无旷土。

乾隆间山东范县知县吴焕彩在当地教之种番薯,民困乃纾(《清史稿》,《郑基传》,《吴焕彩传》,卷477)。

较典型的事例是,山东按察使陆燿,总结当时种植番薯的经验,写成《甘薯录》,刊刻发给各府州县,宣传种植甘薯的好处和方法,收到很好效果。

大体上,从南到北,逐步传播推广,有些地方推广比较顺利,如江西、安徽等地,有些地方则几经周折,如天津、河北等地,因种秧的保存遇到气候因素的影响,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得以推广的。

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26载:至乾隆五十年(1785年),乾隆帝发布上谕,命令以政府的力量,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:乾隆帝在上谕中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,说他写的甘薯录通俗易懂,命令多为刊刻,颁行各府州县,分发传钞,使皆知种薯之利,多为栽种。

又说,现今河南欠收,地方官员要仿照南方省份的办法,大力推广番薯。 其他一些地方,也要把《甘薯录》多为刊布传钞,使民间共知其利,广为栽种,接济民食,亦属备荒之一法。

将此传谕知之。

至此,番薯在京畿地区和河南等地,进一步大规模地推广开来,成中国境内更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。 番薯的推广在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有四:其一,它成为广大下层人民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主要手段,史籍中此类记载很多,如赣南地方清初以来人地矛盾突出,百姓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,或终岁不米炊,习以为常(同治《赣州府志》卷20《物产》)。

其二,在可耕地不足的情况下,也成为山区开发的重要农作物:如湖北襄阳一带,崇山峻岭,尺寸开辟,其不宜黍稷者,艺薯芋杂以为食(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卷37)。

其三,它成为国家与人民在战争与灾荒时期的一种主要应对办法。 如乾隆后期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,清军购买了大量番薯和薯干,用于地方赈济。 而乾隆帝对于此种采购番薯放赈的办法表示赞同,并嘱咐负责官员,所奏采买番薯一万斤,并拨米二千石,为数无多,恐不敷用,地方官员和军前将领要多为预备,迅速运往当地,不要怕花费,如有不够就再拨些银两,不可仍前惜费,致悮事机。 (《钦定平定台湾纪略》卷15)其四,它也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的一种副食,如《燕京岁时记》所载的,乾隆以后,京中无论贫富,都以煮番薯为美食。 与大米等作物相比,食用番薯似乎是降低了生活水平,但在当时,番薯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,且种植技术相对简单,对气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,这个推广,不仅具有农业方面的意义,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减少的情况下,其民生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。 甚至可以这样说,番薯对于清代养活亿万下层百姓,功不可没。